黑幕，渐渐显山露水
十年甲A，六年中超，假球、赌球、黑哨，如同幽灵一般，盘踞在中国足球的躯体上。“中国足球太假了，假球黑哨太真了”，中国球迷在一次次的被愚弄中，喊出了“珍爱生命，远离足球”的黑色幽默。
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足球已经彻底失败了。”谈到彻底失败的原因，魏纪中认为，赌球、假球、黑哨盛行其道是一重大原因。“广东省赌球的资金至少就超过200亿，不仅赌中国的球赛，还赌世界各地的球赛。”赌球行业越来越兴旺，但中国的足球运动却越来越衰败，必须把这个毒瘤坚决除掉，让中国足球清零之后，重新开始。
11月3日晚，沈阳一个涉嫌操纵国内联赛的赌球团伙被警方破获。这个赌博团伙的颠覆成为扫赌打黑风暴的“震源”。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不但掌握了一个庞大的涉赌名单，还起获了大量物证。同时被警方掌握的事实有:多位国内足球圈人士涉嫌与赌博团伙合作，操纵国内联赛的比分从中获利。
一直关注足坛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研究员董文勇认为，这个“震源”的突破与一年前在新加坡爆出的赌球案密切相关。2008年2月14日，在新加坡参加职业联赛的辽宁广原俱乐部中国籍球员赵志鹏、李雪柏，因为打假球被新加坡法院分别判入狱7个月和5个月。赵志鹏同时供出俱乐部总经理兼领队王鑫。王鑫在新加坡被判赌球有罪回到中国，在这次扫赌打黑行动中被带走接受调查。
据《晶报》、《体坛周报》报道，近期大量足球圈人士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被辽宁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队伍中，赫然出现了现任中国足协官员的身影———范广鸣。在中超联赛结束时，往往由他将冠军杯交给夺冠俱乐部。媒体披露，范广鸣曾担任新麒队总经理，当年的新麒队、辽宁广原队就是他运作去新加坡的，后来这两支球队在新加坡惹上赌球丑闻。
另一发案的重地是在广州。2006年，广药队主场5比1大胜山西路虎队，但比赛被怀疑是操纵。在此次扫赌打黑风暴中，原广药队多名人员被辽宁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杨旭———范广鸣之前首位涉案足球官员。先后担任广州市足协副主席、秘书长、党委书记等职，曾经担任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兼领队。10月19日，被辽宁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此后，被带走协助调查的还有前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吴晓东、前财务总监以及其他几名相关人员。
王珀———被传是案发源头。曾经在中国足坛异常活跃的却已“消失很久”的人物，突然又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王珀曾经担任前陕西国力、哈尔滨兰格、西藏惠通、山西路虎俱乐部总经理。在新加坡被判入狱的李雪柏，出国之前就曾在山西路虎队效力。
辽宁警方表示，等案情明朗后，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开调查结果。
风暴，为什么在今天?
“在2002年和2006年打赌行动中，中国足协官员都担任了打黑组副组长，有些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这次没有让中国足协来牵头，由公安部直接指挥，辽宁警方具体负责，足协的官员被排斥在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认为，这是此次扫赌打黑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竞技体育一直在封闭的小环境中运行，司法介入难度很大。张卫平认为，在以往的反黑行动中，足协主导了反黑进程，但是足协掌握了最核心的资源，甚至有些足协官员介入了赌球。
1992年，中国足协召开会议，率先吹响了中国体育改革的号角。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最先步入职业化的中国足球却陷入泥沼无法自拔。2001年冬，中国足坛掀起反黑行动，对于收受贿赂的裁判进行调查，杭州绿城队老板宋卫平拿出了一份接受过贿赂的裁判名单，但最终只有龚建平一人入狱。
“越姑息，越导致积重难返。其结果就是中国足球江河日下，观众越来越少，口碑越来越差，市场规模越来越小，成绩越来越差，在世界杯、奥运会一次比一次死得难看。”张卫平认为，有关部门大事化小，无疾而终。
2006年之后，国内足球环境日益恶化。这一年，中国足协与公安部联合成立了“足球打赌领导小组”，但是毫无建树，使人们对足球反“假赌黑”更加悲观。
今年3月9日，12个部委的相关人士参加了整顿中国足球环境的联合会议，成立了中国足球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领导小组里面，中国足协被排除在外。”张卫平介绍。
3月13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足球专题会议，重点打击“假赌黑”等丑恶现象。各职业队伍所在省市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公安等司法机关加入。9月，公安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足球安保工作会议，强调了打击假球、赌球和黑哨的精神和决心，彻底整理中国足球环境。
董文勇认为，这次扫赌打黑风暴的缘起与几起国际丑闻也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底，韩国首尔警方对一名全国联赛俱乐部高管和4名球员进行立案调查，被拘捕的中间人供认他们与中国地下赌球集团勾结，三次操纵比赛结果。此后，韩国警方宣布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国内顶级联赛。这是继新加坡赌球案之后，再次揭开的中国赌球面纱。
中国足球，能否浴火重生?
“媒体只是在关注‘假赌黑’，查处了什么人，涉及什么层次，但是最本质的，如何促使中国足球运动管理机制回到科学上来，让足协成为真正意义的足球协会，让俱乐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却没有人去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江对最近的媒体表现有些不满。
中国足球“假赌黑”盛行其道，作为管理机构的中国足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是行政责任还是司法责任，有待于调查的深入。李江认为，无论哪一项运动，最好的约束是自我约束，司法机关等外部力量介入是万不得已的举措。足球反赌要做，但根本问题是要解决足球运动运行机制，否则反赌、反假、反黑，如同割韭菜，一茬又一茬，根本不解决问题。
张卫平告诉记者，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实质上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下属单位，负责监管中国足球，制定中国足球发展政策、方向指导等;而中国足协本应属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是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一个成员单位，负责中国足球联赛等具体事务，应该没有政府色彩，由政府监管而非直接参与。足管中心和足协按照惯例，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单位。张卫平认为，这种体制上的中国特色是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
李江认为，当今足坛管理体制导致足球本身所应该表达的价值被扭曲，被虚假、丑恶的东西所操控，足球运动已经失去了意义。通过此次扫赌风暴，应该促使我们思考，建立一个什么运行机制来促进中国足球科学化、民主化管理。这种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能够保证运动本身所应具有的公众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不被外来力量扭曲、操控。
李江进一步提出，应该建立真正的行业协会，让中国足协名副其实:由运动员、俱乐部、裁判等行业参与者各方，以民主程序形成一个自治、科学的机构，取代外界强加给参与者各方的管理组织。
董文勇认为改变这一“中国特色”应该从修法做起。“1995年制定的《体育法》已经太滞后了。《体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当初只是负责比赛，还有很大服务性政府的特征，但今天，商业利益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环节，是否还要由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全部负责管理?”“这一规定所带来的行业利益太大，可以确保行业内的垄断权、控制权与分配权，自己很难革自己的命。”董文勇认为，一些乱象与体育法律的滞后密切相关。
“足球扫赌打黑，应该还中国足球运动一个蓝天，成为中国体育社会化改革的样本，并成为中国足球法治化的契机。”李江说。
(相关评论请见今日六版《置之死地，才能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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